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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48906550

夏荷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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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4 19:48:4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雄伟开心 于 2010-9-18 12:4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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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4 19:49:1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雄伟开心 于 2010-9-18 12:4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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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4 19:50:3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雄伟开心 于 2010-11-29 20:4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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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开心 发表于 2010-12-15 15:42:28 | 显示全部楼层
[tu:6] 下雪了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5 17:04: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挖九族,查三代与人人过关
这话还得从1965年初说起。在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始,极左路线就愈演愈烈了。当时,说什么“干革命不分先后”,什么“革命的统一战线”,“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等等都一股脑儿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划阶级成分,挖九族,查三代。城镇机关的成年人,人人都是被查对象。机关则无一幸免,叫做“人人过关”,凡年长点,即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或解放前在党政军里干过事的,或家庭有海外关系等等,都属重点过关的对象。所谓过关,就是要把你本人的一切经历、你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三代,关系较密切的朋友的历史都是交代的内容。我们单位就有的同志连续五次都没过关,在说话时声音和手都在发抖,如果过不了关的,就挂起来待以后处理。我因土改时是贫民,加上父亲早去世,一次就过了关,谁知这也就是以后灾难的起因。这个运动一直搞到1965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开始冷却,紧张而疲惫的心情松弛了。谁知,一个在党的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元旦刚过,在一次谣传中央首长要到遵义参加遵义会议四十周年万人大会,一场更大的运动正在拉开了序幕。(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么些首长是谁要来呢?不管是谁也都是大家景仰的啊,听说要来遵义出席遵义会议四十周年万人大会,单位就议论纷纷,说中央首长要到贵州遵义,全省都去。能见到中央首长是件多么不易而又多么光荣的事呀,我们单位怎能落后呢,大家一致要求去。于是就用局里仅有的一辆大货车装上局里三十多人于1966年1月14日下午出发,连夜赶往遵义。那车也真难坐,车厢上的座位是各人带的小板凳,七高八矮的,大冬天很冷,帆布车蓬遮不住的地方就露在寒风里,太冷了就借助带了棉大衣的同志挤着,深夜了车在路上艰难的颠簸着,人们也很疲备,最初大家还谦谦君子似的正襟危坐,低头闭目养神,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东倒西歪了,男女老少相互依靠着睡着了。待到天快亮时谁叫了一声哎呀,看你全身都倒在我身上,大家才被惊醒,相互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互相指着说看你成乌眼鸡了,呵呵,你不也成了大熊猫了。那时的同志关系还是很融洽的。紧赶慢赶的赶到遵义,忙着吃了早餐大家直奔遵义广场,好稼伙,人山人海呀,人们急切的等待着,从早八点等到十点、又从十点等到十二点,十二点半还没动静。于是派人四处打听,有的说是飞机晚点,有的说是看见人太多了,怕不安全,一时间众说纷纭反正中央首长没来,大家辛苦了两天无功而返。随着运动继续,到了这年的五月,传达了《五.一六通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啊,真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我们全家也无人没触及过,因此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我摘录了一段资料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始末。   《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历时十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5 17:08:2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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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党中央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有了正确的定性。《决议》中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
我之所以摘抄这么多呢?那是因为这场“革命”触及了全国乃至世界中国人的灵魂,国内是无人幸免。我们单位也不例外,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起初是针对“四清“中挂着的人贴大字报,找问题,还是单位的领导主持。后来,风一转就升级为开始触及单位领导的灵魂了,再扩大,就是文艺黑线,反动学术权威,封,资,修了。当时流行“红五类,黑五类”“革命派”吹毛求疵的把问题无限扩大,一些人(革命派――自称)对一些人(对反封保皇派――对方封赠)互相抄家。三个人,五个人拉帮结派。再升级为只要对自己不顺眼的,都冠以当时最时髦的名称,红人、黑线、走资派、保皇派等等,贴大字报,相互漫骂。本单位斗的不够,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牌的革命派,到上级或外单位去揪所谓的牛鬼蛇神来斗。如我们单位就曾经去揪了八竿子不挨边的原省委宣传部部长汪小川到地区农牧局来斗争批判。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单位的造反派把单位的所有领导都软禁了,天天要他们写检查,接受批斗。我们单位除了一位杨姓有历史问题的副局长成了革命派外,还有一位姓李的副局长最先站出来,以公开信的方式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因此,他也就免于批斗,其余的敢于坚持真理的领导和非职务人员就成了走资派和保皇派。
再后来温度一升再升,不讲真理,只讲势力,人多势大,以反封资修为名,打砸抢开始了。红卫兵,战斗队到处抓人打人,天天游街示众。我们单位也一样,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一部份投靠刚参加工作的学生组成的战斗队也成了革命派,一部分确有历史污点的不参加战斗队,成了逍遥派。而一部份或因工作性质与领导较近,或对党的感情较深,或与所谓五类有瓜葛的人就成了革命派的斗争对象。我们一家因为天印是关键部门领导的红人,培养的对象成了革命派以外的人。我也是单位的原红人,1964年生黄鸿时入了党,还是局的团总支副书记,在政工科(后来改政治处)工作,加上对这种革命的斗争方法不理解,内心有怀疑或说不赞成,因而写大字报不积极,对单位领导人不积极斗争甚至还抱同情,(有保皇派之嫌),我当时的主张就是要实事求是,做错了的事分清责任,是领导的责任不要推给下面的职工,是下面的办事人员做错的事,也不要推给领导,有就是有,非就是非。另外,我也主张文斗,有理不在言高,不主张体罚和贬低别人的人格等等,因此,我的做法就不合当时造反派的口味,在某些方面还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很快我就成了他们的待定敌人了。成为单位革命派控制使用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分配写大字报,那时写大字报也很危险,如果写错一个关键字,就有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写时都是要小心又小心的。那段时间,经常听说某单位某某因不小心,打碎了个毛主席的石膏雕像,马上成了现行反革命,也有不小心在垫床的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的像,或垫坐中有写了毛主席,革命派等几个字的都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因此,那时是人人自危,要不怎么叫“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呢!
在每天有几百人押着大游街高峰期,我也差一点被列入其中。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抄写大字报,突然战斗对的领导成员秦某某通知我说:
“你准备准备,下午上街(游街通知)”。
听了这话,真是又气又怕,吓得浑身发抖,头都懵了。我心颤抖着跑回家,对母亲说,
“他们要我去游街“,母亲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不是她不怕,而是强忍在心里),一边赶快煮饭,一边鼓励我说:
“不要怕,不管如何,都有我。我相信你没作对不住人的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赶快吃点饭才有精神,你的娃娃还小,要打起精神,不要怕”。亲人的关怀,使我镇定了许多,勇敢了许多。不一会,天印回来了,我带着哭声对他说:下午他们要抓我去游街,怎么办,好丢人啊!天印也像母亲那样的安慰着我说:
“不要紧的,这是场政治运动,大众三千,你看那么多的领导老革命都被斗成那样了,有时么好怕的!你是和他们政见不和,这是一种政治斗争,又不是生活作风问题,也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有什么好丢脸的。别怕,叫去就去!家里有我和婆婆哩。” 说完还帮我检查了衣服纽扣是否结实,鞋袢牢不牢。然后看着我去单位。下午上班,造反派们稀里哗啦的拉着被斗对象,长长的队伍上街了,却没有喊我,于是我竟然主动去问:
“我是否也去?”
正走在游行队伍路上的造反派头头贾某某对我说:“算了,你别去了,在家吧。”
听了这话,当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地了,心想总算逃过了此劫。事后,我才听人说,是否要我去游街,他们内部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一心要拉我去,一些人不主张这么办,正队长贾某是坚决反对的,所以我就幸免于难了。说实在话,以后对这位贾某我还是心存感谢的。这种没白没黑的打砸抢随处可见。当时,只要有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的发表,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是锣一响,无论在做什么都要放下,赶快参加,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是革命的态度问题”,谁要是说话不小心或用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包东西、垫坐,或不小心打坏了扯坏了毛主席的像,就会立即逮捕,遭受牢狱之灾。真是人人自危。这种人身没有一点保障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春天。单位造反派从原局长手中夺了权(其实早就没权了),“当了家。作了主”革命派留在家抓革命,边缘人物就下去促生产。那年的三月我被抽下去“促生产”了,去多长时间未定。经过几天训话后,我被分配到三都县大河区和平乡,我们一起去的有五,六人,经过乡里分配我们都到村里,也就是说一人包一个村的春种工作。我所到的村,是一个远离区乡的山村,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水族村寨,几十户人家就分住在大山的一面坡上。水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等我都没有接触过,对该村的治安情况也是一无所知。那天下午我先到了村支书家,在他家的堂屋坐下,支书去安顿我的住处。就在等待期间,十多年前的一幕又重现了。也就是不一会儿,在门外挤挤攘攘拥出一大拨人,大多数都是女人和小孩,只有少数的男青年。看见这些人,我不再像十年前那样羞涩,在那动荡的生命财产都毫无保证的年代,为了生存,为了还能见到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尽快的和他们成为朋友,而是把他们当成我的工作对像,我要通过他们来了解村里的情况,维护自己的安全。他们 在观察我时,我也在迅速的审视着他们,我大方的邀请他们进屋坐,大龄妇女不懂汉语,不知我说什么。倒是小学生读书用的是汉语,听得懂,就嘻嘻的笑着当翻译。我也临时学了个“坐”字 的水话叫“傍”。我笑着请她么进屋“傍”,小孩学着我说话的声音和我的举动,觉得很新鲜。这样气氛好像轻松了许多。晚饭是在支书家吃的。晚饭后,支书安排我到另一户人家住下。这是一个孤身老婆婆,年纪约六十来岁,寡居,无儿无女。老人的家有两间屋,一间是堂屋兼伙房,另一间是两层,就是说楼下是猪牛圈,楼上是老人的卧室。所谓楼上,是一架很窄小的没有扶手的楼梯爬上牛圈楼上,那牛圈楼上只不过是几根圆木楼枕,其中三分之二用木版临时铺着,之所以说是临时,就是那些木版都没固定,木版上七零八落的放了她的生活用品,再就是铺了一些草,还有一条长黑色蜡染的床单,一床黑色的被子算是她的床了。楼上根本没我铺床的地方。老人说了,地方小铺不下多的床,叫我就和她一起睡,这样也好,算有个落脚的地方。看着她如履平地的样子,而我却得处处留意,很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掉到牛圈里,初来乍到,由着她安排了。到了夜里要“方便”很是尴尬的,因为那里的习惯是不修厕所的,老人说你就过去点,拉在牛圈里得了,唉,只得入乡随俗了。
     在和平乡工作的几个人,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平时和群众关系较好的原非主要领导(副职);二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原领导,现积极投靠造反派的;三是本人曾有过历史问题的,现也积极投靠造反派的;四是曾经犯过错误的;五是与造反派政见不和的等几大类。第二第三是造反派依靠使用的对象,但不能重用,所以就用来作为促生产的组长之类的人。当时抽的都是这些人,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把这些人放下乡分散消化,不在单位造反和他们唱反调,以便巩固他们“革命”刚夺来的政权。我们这几个各怀心事的人在一起,感情上有着一定的联系(都是被控制使用的),但又相互戒备着,害怕那一句话说走了嘴,那件事办不好而被告密。下到村里各行其是,回到乡里很少有语言交流。但有一条,那就是在生活上大家绝对是同心的。因为我们几个到了乡里后,乡干部们的工作担子轻松了许多。除了传达上面的指示外,他们都回家吃住,由工作组自己开伙。这个乡非常边远,乡所在地没有场坝和商店,加之食油粮食都定量,生活是很清苦的,譬如我们的每天的蔬菜问题就很难解决,乡政府周围只三几户人家,除了他们自己食用外所剩无几,再遇淡季就更难解决。特别是油菜结荚时,冬菜没了,夏菜才种下,青黄不接,先是摘乡里的苦麻菜(一种很粗糙的,现在用来喂猪的菜)佐餐,后来这种菜也没有了,我们只得去挖野菜,那里唯一的野菜是折耳根,春天根也老了,我们只好折叶子当菜。折耳根本来是一种食根部的野菜,根味美嫩脆,可它的叶就不同了,适口性差,还有很强的鱼腥味,生食是不行的,加之数量少,我们就煮汤喝;以前我是不吃这种东西的,现在不吃就没菜下饭,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回家后也喜食折耳根也是那时培养锻炼的结果。)最好笑的是,那几家的酸辣椒味道很好,一般他们都是自做自食,没想着还能卖。开始我们去买,他们很高兴,爽快的卖给我们了,一两个月下来就难买了,走哪家都说没有了。没有油又没酸的菜很难吃,油难找,后来酸也更难找了,有一次为了把酸买到手,开了个“情况分析会”:
我们的到来长时间的买糟辣是他(她)们始料不及的,又由于我们人多需要数量大,那家都有困难,为了能不落空回,我们调整了策略,那就是要选择好购买的时间,地点和人家户的人口,不可盲目行动。有次我们又去买时,那家人正吃饭,见锅里有酸糟辣,我心中想“有戏”,三言两语寒喧后,话锋一转就单刀直入地扯到了正话题,还是买糟辣,这下他们不好意思推脱了,我们又算一次计划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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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5 17:09:41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楼
在乡里近半年,我们吃过一次肉,算是打牙祭。说起来大家还得感谢我哩。一天晚饭后我们在乡公所的院坝边闲坐。看见一老乡马草箩里抬着一些黑红的东西,我好奇的问道:
“你抬的是什么?抬过来看看!”
青年农民走了过来,草箩里有十多斤皮皮泛泛的牛肉。胸部和腿部的好肉已没有了,我有点不想要。我们一人说:
“炖着吃还是很好的,怎么死的?”农民回答说:
“跌岩死的,去卖了还剩下这点,天黑了要回家去。”
“还卖不卖?”
“卖嘛。”我们商量着,谁愿意打平伙的就参加,AA制,说定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下了剩下的所有牛肉,大家七手八脚的洗切架火煮了起来,什么佐料也没有,不一会好像就香飘四溢了,还没等到肉炖烂,大家就等不及的吃起来,那味真香,虽然筋和皮都还嚼不动,有时不得不囫囵吞下,粘着盐和辣椒蘸水,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那原汁原味肉汤的确很香,其实哪是香啦,分明是好久没得肉吃馋的嘛!
    在乡里还有一件惬意的事。就是放假赶场,难得的假,谁也不愿落下。盼到场天,早早的吃了饭上路,走到十一点左右才到区所在地,市场很小,物资也不丰富,仅仅有些编织的土布,青麻皮、竹木原材料及编制物,蔬菜、农具等日用品。我赶场的目的不是买什么,只是为了那一碗素糟辣米粉。大河区公所所在地  在都柳江边,区机关散落在约四五十米的街上,此外还有一家米粉店,说卖米粉就是米粉,因为碗里装的就是米粉和一勺盐糟辣外是别无它物。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碗米粉,要味道没味道,要油水没油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要我来回走八、九十里,花一整天时间去品尝?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物资奇缺,孤身在外的寂寞,对时局的无奈,对前途的渺茫,只当消磨难耐的时光罢了。
正在思念家人,百无聊奈之时,工作组长告知我的两个孩子都发高烧,我母亲一人带不了,要我回家护理。听到消息我焦虑万分,决定马上动身回家。可那里不通公路,没有汽车,得靠两只脚从和平乡走到大河区,大河区虽有到三都县城简易公路,可是没有车还得两脚走;到了县城还得等班车(那时的公共客车一天只有一班,过了发车时间又得等第二天的了)。这样计算下来怎么也得走三四天。后来听当地人说赱王司这边有一条小路有人走过,一天可直接到都匀,但是路难走,搞不好迷路钻进大山里(即原始森林)找不着北几天都出不来,为了快些回家我选择了走小路。工作组长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姓陈,名字已记不起了,是个景况与我差不多的好心人)不放心我一人走,决定送我一程,于是我们上午出发走啊走,怎么也到不了大路上,沿途基本没有人家,走了半天中饭都无处吃 一直走下午四点过钟才走到都匀王司区,余下的四五十里路虽有简易公路了,任然没有车,还得走。此时天色已晚,组长说,这里已上大路,我就不送你了,但是天色已晚,你一人我们也不放心,不如今天就在这里住一宿,明天你早点走就是了,为了安全,我在王司供销社服务公司住了一宿,那会还没有私营旅社,无论多脏也得住啊。第二天一早我顺着公路走到了家。两个孩子是扁桃腺炎,白天玩得很好,就是晚上发高烧,送到医院打针吃药调理。天印得到消息,第二天也从独山赶了回来了,细心护理了一个星期,孩子病好了。
又得回到工作地点去了。我和丈夫商量好,一天赶到目的地。安排好家事,第二天天不明就起床,饱饱的吃了早餐,带上一些干粮出发。天亮前我俩也走到了尧林乡,十点钟过了王司区、杨河乡,我想不起回家时走过的路了。只得捡牛脚印多,脚印深的路走,走了近一里路,山越来越大树越来越多,我们心中有些疑惑,莫不是进了大山(原始森林)?商量着我们折回了原来的路,又选择另一条羊肠小道走去。慢慢的看见了零星田土。这才把心放下,庆幸我们没钻原始深山里去会熊瞎子。又走了一程,转入一小田坝,山中流淌清澈溪水,两岸绿树成荫,数十家水族,整齐的干栏式木屋就坐落在溪水两边,是山,水,田坝把几十家人连了起来,狗吠鸡鸣,织布机声交相成趣,男耕女织,水族女子蓝衫摇曳,头上银蝶飞飘,宛如时间倒流了数百年。想不到在城内如火如荼的失去人性的群斗红尘中,还有一块人间天上的净土。过了这个寨子,又是荒无人烟的小路。一路走下去已近黄昏,走在陌生的山麓上,有点古道、西风、断肠的凄凉,心中也不免有些着慌。还是“老天”照应,翻过小坡,眼前忽然开朗,一片宽宽的田坝边上一大寨子,青瓦木屋炊烟袅袅,薄雾朦胧,我和丈夫好像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一位老乡,问清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离此已不远,一条别无岔道的宽泥路即可到了。
走了整整一天,人已很疲惫,好在也不远,我们又强打精神继续上路,直到晚上九点来钟才走到和平乡政府。工作组的同事热情的招呼着我们,吃过晚饭,用热水烫过了疲惫不堪的双脚,安排好丈夫的住处让他先休息,因为明天还有一百来里的路在等着他。第二天,天微明我送他一人经过大山,类似我们昨天走过的那种路到独山县上道区去。昨天是我们两人尚且感到孤独,今天只有他一人,这行程的艰辛可想而知,加之一路上的安全,他的体质又单薄,怕他坚持不住,他虽然一直安慰着我:“没事的”“不要耽心”“我能行的”可我也一直不放心。分手时,心也随他去了。我填了一词就是那时的情景。
送别
挥袖送君在山丘,心随影去魄魂勾,
崎岖山路长漫漫. 思念如泉水长流。
连续两天劳累,他回到工作地就因连日奔波而病倒了。经批准提前回家治病。这次他生病未能批准我回去照顾,只有默默地祝他早日康复。
在和平乡呆了半年多,局里才召我们回去。得到一段时间照护我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在家时,每天下班回来可帮助老人做些家务,使老人能得到一时的修整。同时要趁在家时,花时间去买一月半斤的定量肉,那时的肉真难买啊,每次买肉,我们得在头天下午下班后就要赶到卖肉地点排好队,熬上一整晚,人不得离开,直到第二天的十点来钟才买得到。买到的肉还不尽人意。一家五口人二斤半连皮带骨的肉,骨头肉皮熬汤,肥肉炼油,油渣给孩子解馋,瘦肉宰成肉末炒成稍子留着给母亲多吃几次。那时没有两天休息日,一星期只放星期天,这一天假是最忙的一天,我要洗全家人衣服,那时没有洗衣机,全用手搓,一人一身收集起来就是一大木盆,一般要花去半天时间,如果是洗被套就要到下午了。天印的首要任务是砍柴火,也要半天或一天。一般星期天就这样过了。当然星期天也有我们安排调剂出一个全家出去游公园的时候,孩子和老人都像过节似的高兴。我们也得到一时的放松。那段时间母亲要求我们全家到相馆照像次数最多,母亲的用意到后来我才清楚。原来是看见当时家破人亡,家破人散的事太多了,孩子那时大的才五岁,小的三岁半,她怕万一有一天我们和孩子失散了,好把照片留给孩子们,让他们别忘了自己的父母,留着照片兴许还有团圆的时候。我听了很是伤感。母亲想得好周到啊!看见别的家庭破碎也为他们难受,同时也为我们家还能团圆而庆幸。但愿照的许多照片只是全家在那一时期的纪录,永远不要成为再度团圆的期盼!
在家的好景不长,仅两个来月又通知我到杨柳街乡红旗村驻点了。我们共去四人,农业二人,我和一个造反的原党外付局长,气象站一人(女),畜牧一人。副局长是挂名,平时不在组里。由畜牧的那位当副组长。我们三人的情况不同,待遇当然也不同,比如他们两人可以每星期回家度假,我就不行,得两个星期放假一次,而且只能在家住一天时间。回去照料老幼忙活一天又得赶紧回乡下。工作组不能在老百姓家搭伙,三个人自己开伙,副组长管伙食,交一定底金吃一餐算一餐。因为他是男性,劳力比我们强,为了节省柴火开支,要求我们自己上山砍柴以降低伙食费。每次上山去须借砍柴刀扦担绳索,走七八里崎岖山路才到允许砍柴的山。以我们两个女士的能力,只会砍小酒杯大小的树,生柴很重的,工具好一刀就可砍断的,我们的刀不好,劲又小,所以几刀都砍不断,那时才悟到为什么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了。柴砍好了,捆柴可是一道学问,手腕没力是捆不紧的,走在路上要散,又得重新整理,即使不垮,肩膀压上重量很痛的,走不多远又得放下柴担歇歇。这样的砍柴每次都得花费一天时间,人也搞得精疲力竭,上山砍柴的确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更好笑的事,组长喜吃洋芋,每星期他都只买洋芋一袋,到第二周又是如此,一个月下来见着洋芋就想吐。好在气象站的女士以身体不好为由,不久回了机关,畜牧的副组长是半革命派也经常有事很少来。剩下我这个“有问题的”,不通知是不能回机关的人坚持在那里。
伙食如此,住宿又如何呢?村里把我们安排到一家无人居住的正房里,对我们是够尊重的了,起初还是很满意的。后来与老乡混熟了,有人问我,你一人住那屋怕不怕?晚上听见有什么响动没?我说怕什么,我出差习掼了的,不怕。她们总是神秘的掩口而笑,似有事瞒着我。好奇的细打听,才知道没人住的老屋里还隐藏着一段故事。说的是几年前,房主一家也很美满幸福,特别是娶了个貌美又活泼小媳妇,生了个胖孙子,过着安静的生活。光阴如流水,不久村里传出了,媳妇上山种地时被坏人糟踏了,一传十十传百,没有谁去追查坏人,反怪小媳妇风骚勾引男人。小媳妇在村里反成了坏人,抬不起头来。村里人像瘟役般躲着她,背地里指指点点。人言可畏,小媳妇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精神恍惚。一天她穿着嫁时的红花袄到寨子里走了个遍,晚上就悬梁自尽了。上吊的地方就在我住的那间屋的第X根楼枕中间,看那挂绳子的钉子都还在呢。小媳妇含怨死后心存不甘,晚上经常穿着她的小红袄回家看她的孩子,翻箱倒柜发出响声。家里人害怕了,就舍弃了这房屋,到离这里约百米的地方筑了土墙草屋房居住,这好的大木屋就空下来了。真是不说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心里还真有点怯火。可我又不能说我怕了,重新找一家人住,得硬着头皮住着。晚上脚踩上那宽宽的踏板,躺在那媳妇睡过的实木双人床上,望着那漆黑的楼板和那颗可挂绳子的钉着钉子的楼忱,四周黑黝黝的更增加了几分恐惧。闭着眼,脑子里又浮现出那美丽的穿着红花小袄的冤魂。煤油灯点着,辗转反辙难以入睡。望着油灯,心里找着不用害怕的千种理由,万种方法,最后找到了一切都怕火,怕光明!我就点着灯睡吧,让那油灯来守护着我,于是又在疲惫不堪时沉沉睡去!每天就这样重复着,时间久了什么也没发生,我自安然酣睡!现在想来,这一段也许就是古时政治变革后一个罪臣的流放生活吧!呵呵!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6 17: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七,“五。七”干校生活
一九六八年冬,接到乡里通知,叫我马上收拾行礼赶回机关,我急急忙忙的离开了都匀县杨柳街乡的红旗二组回到了机关。刚走进机关大门还没进家,革委会(全称是:黔南州农牧局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大叫着,叫我连人带行李放到装着行李和人的货车车厢里,来不及问理由也不知要去何方。大卡车一辆接一辆,黄尘滚滚声势浩大地、开进了省在州地界内的劳改农场。原来是把原来的犯人迁走了,现在取名叫《黔南州五。七干校》意味着我们要在这劳改农场内重新劳动改造和学习了。州五七干校,顾名思义就是把州机关各部门除了革命的以外,无论哪一派统统赶到这里来了。按军事编制成连、排、班,把我们这些人按系统分到各连。原党政机关是一连,农林水系统是二连,财贸系统是三连,其他为四连。我们夫妻两同时进了干校成了同学,他在一连,我在二连。开始了我们长达二年的干校同学生活。
说到这里,得抄一段五七干校的由来。五七干校”还得先从“五、七”指示说起: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同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五七干校,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引起闻者共鸣。”:“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州的五七干校中有三种人,走资派,坏份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在外面被斗,被打,被关,这次通通集中起来老动学习,两相对比起来,能够进入“五七干校”学习,简直就是到了天堂,世外桃源一样,又怎么不令他们感到劫后余生的欣慰呢。
“五七干校”为的是便于学员们用参加劳动改造来促进思想的改造。晴天,白天下地参加体力劳动,顶着烈日冒着风霜挥洒着血和汗,晚上强打精神学习,雨天全天学习。学习内容就是报纸。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打倒、游街、批判、流放后,身心早已疲惫、麻木,总是身不由己的任人摆布。进入干校后,明白了,除了几个当时的造反领导外,就只有两种人,一是黑五类,一是保皇派、逍遥派,总之就是被那个时代抛弃的人。这样的人们在一起,都彼此彼此了,反倒少了些顾忌,多了些慰籍,感到安全了许多。
“劳动”一词,在当年的干校中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惩罚”和“改造”的代名词。就拿我们二连说吧,分配养猪种水稻,最强的劳动莫过于把一人多深的猪粪,从猪圈中起出来,满圈时,劳动者先站在猪粪上,一耙一耙的往外掏,随着猪粪的减少,铲粪的钉耙越举越高,最后是举过头顶把粪甩出圈坑,到这时已是满头满脸满身的猪屎猪尿。这种劳动,每星期一次,都安排在星期六,必须做完了才能回家。为了能早点回家,我们都很卖劲,争取在晚饭前做完,洗洗刷刷换上干净的衣裳,怀着热切的心,踏着急切的步赶回家和家人团聚。星期天这天和老人孩子在一起最快慰。有时放下一切带孩子去公园玩玩,有时做作家务,身心得到了半天的放松,下午又带着不舍,走几十里回到干校。
我们进干校期间,正是我们的一双儿女成长的关键时期,大的五岁多,小的四岁也正是淘气的时候,我们在干校管不了家,一个家全丢给了母亲一人劳累,母亲不仅要管孩子们的一切生活,每天的吃喝拉撒,浆洗缝补,还要管孩子们的思想品德的教育和人身的安全保护。那种操劳可想而知。我永远感谢我劳苦一生的伟大女性我的母亲。在这困难时刻,能熬过来是我的母亲帮我们渡过的。由母亲的处处关怀和孩子们对我们的期盼,是我们对母亲和孩子的牵挂,相互支撑才是我们对生活不失信心!
  在干校最初劳动,体力消耗是大的,无论挖土种菜,打草喂猪,栽秧插草都是一样。赶上小歇一会,就觉得很疲倦。当身体适应了劳动后,就不觉得劳动苦了,到还能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比如撒粪吧,我原在农村工作时没干过,怎么也下不了手,到了这里撒粪是你的任务,当你双手抓起那粗糙的粘滑的稻草加牛粪撒向田中,心理会想,不过如此,让我们认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吧。当坐在田坎土坎休息时,不会去想将来,而是,且看远山黛色,天上流云变幻,耳中听着同伴幽默的笑话;上山打秧青时,除了秧青,还有那样子像草莓,个子像珍珠,酸甜酸甜的,颜色鲜黄、鲜红的栽秧苞,那纯百花瓣浅黄花蕊的野海棠,吸引着我的眼球。踏着荒草,还得随时警惕毒蛇的骚扰。
开饭了,慌忙的洗洗手,拿着饭碗跑向食堂。在那遭受天灾人祸的时候,物资匮乏。伙食也没什是么好吃的,一应的大众菜,萝卜白菜茄子豇豆之类,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就是有大鱼大肉卖,我们当时那点工资也消费不起。想想吧,我们两人的工资总额99元,六个人生活,每人平均生活费一十六元五角,与当时被专政的走资派的最低生活费一十五元也差不多。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就是有点油水,也得先照顾老人(我母亲),后孩子,然后才是我们俩口子。那时的生活是:虽然没有好伙食,一日三餐可饱的;虽然没有好衣穿,冬夏四季可遮体。在那个时候这种生活也是很满足的了。
虽然我和天印各在一个连队,不住在一起,由于干校学员只有一个伙食团,每天打饭我们都能见面,而且合作打两份饭菜,以便调剂口味和饭菜不至于浪费了,遇着打牙祭,有几片肥肉,正好饱一饱天印的口福,而瘦肉当然就是我的了,可那时的猪也怪,杀的时候瘦肉不少,煮熟后就变了,到我们碗里就成肥肉和皮子了。幸好我打小就不怎么爱吃油腻的食物,倒也习惯了。夫妻俩都在干校的一般也都是如此,那时还引起不在一起的好多学员的羡慕哩。
续下楼,,,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6 17:18:32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楼
春天青菜出来时很便宜,我们利用回家时用开水燎成辣菜,拌上盐糖醋辣椒葱,做成凉拌菜带到干校佐餐,比食堂的菜肴美味多了。到了冬天打饭时少打饭,多买点馒头。等劳动结束回连队学习时,放在铁火炉上、慢慢的烤,烤出黄黄的皮,剥下皮来,吃到嘴里脆酥酥的,又再烤脆了剥吃,直到一个馒头烤吃完为止。在当时一边听读报一边品“佳肴”,确实是五七战士的一种享受。
    在那里半年后,革命派有些厌倦了,他们也产生了失落感,对学员的监督放松了些,气氛不再像刚进去是那么紧张了,五七战士中不同观点的人们开始沟通,人际关系略有好转,体力锻炼也开始适应了,至于那触及灵魂的事,上面不强迫抓,学校也暂时搁下,思想和时间都放慢了脚步。浪漫潇洒的事时有抬头,最明显的是晚饭后居然夫妻、姐妹、兄弟、朋友三五成群的散步。再后来,妻子,丈夫,子女心照不宣的去牛棚看望关在牛棚里的走资派,反革命的父母。。。相互心灵上多少带来些安慰。
一九六九年,我们在干校,孩子已到了读书年龄而不能上学,这是让我们最挠心的事,一九六八年,本来女儿该入学了,可革委会规定要满七岁才准上学。耽误了一年,到了六九年,领上孩子去报名,学校又以九月一日前满七岁才准报名。当时心里真难过,后来,得知与我孩子同时出生的造反派的孩子已报了名,还有没到年龄的其他人家的孩子都报了名。听到这消息,我真的气昏了,当即就跑到学校去质问校方,指出张三,李四都入学了,我的孩子为啥不能读书?要嘛,要读大家读,要不读,大家不读。那时我真的有点像个泼妇。这一闹,反倒好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学。
随着对阶级斗争哲学的厌倦,敌对情绪开始松动,人际关系有所改善,原来不同观点的的两派,,在劳动,生活中开始以谈心方式释怀,相互谅解。或许是大家都是干校学员,有了几分相似,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敌人,逐渐的,对制度也不那么严格了。比如,原来星期六放假必定要等到下班时间才能走,后来改为完成下午的任务即可提前走也不再追究,星期日必归改为星期一早上上班前赶到学校就可以了。最初我们还不敢,后来晚归的人太多了,天印才说,他们一连有好些人星期一早上才到干校也没事,我们不如也星期一的早晨早点走算了,赶到上班前到就行了。记得第一次,那天我们起得很早,出门时天还没有亮,走出了两三里路东方才开始发白,黑暗中偶尔听到有人低语一两句,待朦胧能看到人影时,才看见一路上学员累累索索,大家都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再到后来,女学员中开始怀孕了,生产了,带着孩子上干校了。我也没拉下,于是就有了我们的老三(应该是老四,只不过那个孩子被文革革丢了,现在想起来心里都还有些不舍)也就是黄华。在怀他时我还在干校劳动。直到快要到预产期时才回家。回家待产,快一个月了也没有动静,可能是营养不足,就延误了时间。怀孕期间很吃得,一餐的饭量现在一天也吃不完。眼见得超过预产期十天了,我母亲很着急,提前去住院,住了一个星期,打了催产素还没动静,医院叫我出院,回家待产。又过了几天,肚子太大了,再次到医院待产,一不小心踩在排水沟里,跌了一跤,可能动着胎气了,到了第三天才正式宫缩开始。那天母亲在医院里陪我。晚十二点开始加剧,我怕又是假宫缩,没有告诉我妈,只是自己翻去复来的变幻着睡姿,后来母亲看出来了,一直陪着我说着话到深夜四点过。疼痛加剧实在忍受不了时才去叫医生起来接生。当时医院也怪,产科那间病房就我一人,起来一个姓程的护士,她也是个大肚子,幸好我这次是顺产,三儿在一九七0年五月十九日辰五点过钟平安降生(对照农历为庚戌年四月十五寅时)。是个八斤二两的男孩。母亲看见大小平安,很是高兴,趁着曙色跑回家告诉了天印。是我母亲第一个看见这个孙子的出生,天印请老人给孩子取名,母亲想了几天,说,这是第三个孩子,就取名山吧,黄山风景秀丽的名山,这是外婆的盈盈祝福,后来,母亲又把山字改成华字,她的用意就是光耀,物华天宝,光耀,她认为这是她的祝福,也是她的期望。
  出院了,瞧天印那份高兴劲!他借来了一辆木板车,垫上棉絮,我们的两个大孩子也和他一起到医院接妈妈和弟弟,天印那天用木板车,把我们母子四人一起推回了家,这就是当时的小车,驾驶员就是天印,回到家邻居们听说我生了个八斤多的孩子,都来祝贺,更是来看胖娃娃的啊。呵呵!
  回到家里了,觉得家特别的清新,特别的温暖,母亲说,我生前两个孩子时没有将息好,这次要为我好好调理,把以前的月子病养好。于是,我在月子中受到妈妈精心的照顾。两个孩子也很喜欢他们的弟弟,女儿比小弟弟大八岁,自动要为弟弟洗尿片,二儿子比弟弟大六岁,要以一个哥哥的身份记录弟弟每天撒尿的次数,他们都很认真。天印更是洗尿布,当採买,忙里忙外。那段时间一家人在贫困而祥和中,在那个年代的却是很难得的、温馨的、幸福的生活。是很值得怀念的。
孩子满月后不久,我们的居住地----南沙洲,经历了一次特大的洪灾。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起得晚了些。刚吃完了早餐,听见门外有人便说:昨晚下了一夜雨,涨水了,涨水了!我和天印到河边去观察,真的看见水势不小,黄黄的河水哗哗的咆哮着向下游冲去,那浪一会儿就冲向了河对面的建筑公司,眼见得汽车轮胎被冲走了,汽油桶也被冲走了,我们还只是隔岸观水,庆幸水势往对岸涨去,要帮助我们也无能为力。就回到了家中,刚到家就听到窗外又有人一边跑一边叫着:快,水冲垮了水电局的河堤了“,水电局是我们单位的上游,他们的河堤冲垮了就意味着我们单位和我们的家会不保险了,于是我立即与丈夫商量主张立马离开小岛(我的单位和家都在这个叫海南岛的沙洲上)丈夫犹豫着,母亲也不愿走,还说什么这都是命,跑和不跑都一样。我则急了。一边说:
“你们不跑我要跑,娃娃还小哩”。
一边顺手拿了一点钱和粮票,风风火火地背上刚满月的老三小华,拿了两件衣物左右两手各牵了大的两个孩子黄莺,黄鸿,我们一家四口逃离了海南岛,此时岛内已经进水了,不过还能勉强通过,我们娘母四人强行趟水过了桥,到达了安全地带,再回过头看看,水已封了桥洞,开始上了桥面。那心哪,为我母亲和丈夫担忧,过了一会看见一个军人把我母亲背过了桥,我拉着母亲高兴地说:
“你过来了,这就好了。我好担心的啊!天印呢,怎么没和你一起过来啊?”
“我也不想走的,是解放军硬要我走的,我说我走不动死了算了,他们硬是强行把我背出来,叫天印也走,可他不走。”这时也顾不了那些了,我带着他们找了一熟人家暂时安顿下来,把孩子们交给了母亲住了下来,我又按奈不住的跑回能看见我家的蒙家桥观看水的涨势,只见无情的洪水奔腾着,淹没了南沙洲房屋的窗户了,此时不知丈夫是否已跑上了我们单位的楼顶上?要是水再涨怎么办哪?要是楼顶的基脚被冲垮了怎么办呀?此时要有一架直升机该多好啊!于是我萌生了给党中央打电话求助的想法。在焦急中有人安慰着我,说别急,看不是地方政府正在想法吗。我个人算是无能为力了,只能悬着一颗心等待着了。
在蒙家桥上站了许久,中午时分,洪水基本稳定没继续上涨了,我心才稍安。到下午水才逐渐退去。到第二天,水退后回家去,见到丈夫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还止不住狠狠地埋怨了他几句。
涨水只是一小会,可带来的麻烦就大了,水进了家,冲走了些坛坛罐罐,鞋子凳子倒也罢了,可水深一米,已淹到了床上了,没来得及收的床上盖的,垫的棉絮,穿的用的衣物杂什都被洪水泡透了。你说,要烤干谈何容易!再加上进水后沉积的泥浆遍地,单是清理洗刷泥浆都很费劲,暂时回不得家,天印叫我带着孩子和老母亲暂住在外面,家里有他整理。没白天没黑夜的,他着实地忙了好几天哩,这就是丈夫的作用,在危难时他能撑起一个家!这次经历我才真的体会到什么是水火不留情了,想着都后怕呀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12-16 17: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雄伟开心 于 2010-12-15 15:42 发表
[tu:6] 下雪了

很冷的![lang:37] [lang:37] [lang: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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