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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48906550

[原创] 走出大山 (l连载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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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6-30 23:31:55 | 显示全部楼层
12 撑起一片天,为她遮风挡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一代伟人说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民众说是经济大倒退的十年;是沉渣泛起的十年;是毁了一代人的十年;是耽误了几代人的十年;是革命者与科学家罹难的十年;是老百姓饱受贫穷的十年,更是中国人民经受几千年文明教化,做人准则的检验的十年。对于前者,那是一代伟人发动的,老百姓主宰不了。对于人们的心声,那是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也不是个人能左右得了的。唯有身在大潮中,个人的做人准则,是可以由个人指挥得了的。于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因个人的经历不同,就有了各式各样的个人表现。

贵生在这场革命之初,是被抽调到远离城镇,连报纸都没有的筹洞机关生产基地劳动。不知机关的“大革命”已如火如荼。待通知他们回机关参加运动时,机关的革命造反势力已经形成。劳动的人们刚下火车,没等他们回家,各部门的造反派就把他们叫到了机关,告诉他们,机关的“坏人”、“走资派”已揪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写大字报揭发检举,特别对贵生说:你是领导的红人,他们很多“反动言论”你知道,很多机密你都知道,要赶快写出揭发的大字报,争取表现好,参加革命战斗队,成为造反派!贵生想,这些老同志,几十年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怎么今天就成了“反革命”“走资派”了?要说他们当领导多年,难免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有的,但那也是同志之间的内部矛盾呀,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敌我矛盾了呢?他坚持的原则是:“三思而后行”。于是对造反派说,我才下火车,精神还不了解,也没思想准备,目前没什么好揭发的,等想想再说吧。这样的答复,造反派不乐意了,说争取你参加革命,还推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既然你是走资派相信的红人,又不能与走资派划清界限,还要保他们,那我们就要看看你平时记了我们多少的黑材料!请把你的日记交出来,于是不由分说地,把他在筹洞的劳动纪录,和工作笔记,办公室钥匙全部没收了。以后“革命“高潮一浪接一浪,大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批斗,“打、砸、抢”步步深入。贵生此时内心非常痛苦,看见这么多的领导,知识分子被凌辱,被批斗,身在运动中却无能为力,唯有感叹!但贵生对“文化革命”运动总感迷惑,难道这么多跟随共产党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老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追随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错了?对其他的人不了解,对身边的人所作的事应该是熟悉的,他们还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显然那些造反派是过头了。一个革命者应该有自己的信念,也应该有自己的事非标准,不能人云亦云,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达则兼善天下”,至少也要“穷则独善其身”,一定要保守党的秘密,不能像那些造反派、积极分子那样血口喷人,乱咬、乱揭。在那火药味十足的狂热时期,贵生始终不参与,不介入。造反派就把他划入了“老保”行列。天天到机关“学习”,造反派勒令他抄写大字报,他就把它当作练字,能拖就拖,消极对抗。造反派看着不顺眼,把他抽到农村去“促生产”,这倒好,眼不见,心不烦。就这样和造反派硬顶、软拖。因为除给他戴“老保”帽子外,无辫子可揪啊!贵生的态度是,拿人民的钱就要上班,不管怎样,要对得起国家给的报酬!

“文革”中,在家人受到冲击时,他耐心地帮助,鼓励她们勇敢地面对。他说“这是政治斗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大光明的,没有错,要游街,要批斗都去,这不丢脸!只有那些贪污、腐化、堕落者才丢脸,他的坚定,自信和无微不至的关怀,鼓舞了一家人。

在风暴吹得最猛烈的时候,胡惠的母亲也遭到袭击,作为女儿,胡惠是一味的担心,可又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是贵生以特别的亲情抚慰着胡惠和岳母。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特别的镇静,没有一丝怨气,而是付出了比一个儿子还多的关心。安慰母亲说:你一辈子都是家属,怎么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了啥,不要紧的,你别怕!有我们呢。此外,在生活上不说别的,就拿数九寒天,母亲到“学习小组”作“交代”来说吧,他是先帮母亲烧好烘笼,保证那火不大不小,还要保证几个小时都有火;再就是鼓励母亲要吃饱(饭)喝(水)足;怕母亲冷着,一定要把母亲的皮衣給理好,围上围巾;还怕路滑,他要亲自送到离学习组很近,路又好走的地方,看见母亲进会场去了,他才回家等候,等到快要结束时,他又去把母亲接回来。十多天里,天天如此,他都一样的照顾着母亲,比胡惠这个女儿对母亲照顾好得多了。

更为感动的是,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胡惠单位“夺权”后的“造反派”发出通知,叫胡惠做好思想准备,家属都要到乡下去,不能留机关。对一个在城市住惯了,又没有劳动力的老年人来说,的确是很揪心的事,那时,胡惠的母亲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胡惠焦心得日夜不安,对贵生说:“如果单位硬要母亲下放的话,那我只有不要工作了,和母亲一起去,以便照顾母亲,不让母亲受苦。娘俩要死也要死在一起,如果会影响你的话,我们就分开!”这时,贵生安慰胡惠说:“我们一家,如果不是失去了自由,或以武力把我们分开的话,我们一家永远是不会分开的!此事你先不忙给母亲讲,以免老人家不安,害怕,闹出点事来可不好。我们好好想想各种办法,安排好!总之,千委屈,万委屈,都不能让我们的母亲再受委屈,再吃苦!现在的状况是,造反派没有任何理由叫我回家,我的工资能保住,有了工资,一家老小买米的钱有了,就不会饿饭。即使你跟母亲去乡下,也得找个交通便利,熟悉的环境,我也好照顾你们,在星期天回来帮助做些事。当然,能不去更好,好歹一家人都在一起,也好照应些。”这样的安慰,使胡蕙很感动,真是有难同当的了。在焦虑中过了一段,以单位通知胡惠下乡支农而逐步淡化了母亲下乡之事,“革委会”最后没有采取行动。胡惠下乡是漫长的,“革委会”规定,造反派骨干下乡、回机关可以自由的来去,回机关的时间不限,一般造反派可以每个星期回家一次,而胡惠(也是“老保”)则不能,只准两个星期回家一天。基本上照顾不了母亲和孩子,这段时间,就靠贵生在“学习”之余,帮助母亲做点重活外,其余的事就靠母亲操劳了。在那动荡的年代,不管人在家遭受到多大的压力,冲击力,回得家来,大家都毫无怨言,总是互相关怀,相互支撑和鼓励,渡过那个年代。一家人通过这些事,可见贵生的做人原则。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6-30 23:33:05 | 显示全部楼层
13,背着挎包为党打工

一九六八年的初秋,当胡惠在乡下得到通知:立即转回机关。刚到家还没弄亲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告知带上行李到“五七干校”去。这时贵生也出差去了,很久没有消息,也联系不上。胡惠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母亲,交待了两个孩子要好好听婆婆的话,别惹事,以免让婆婆着急。一声“上车”,胡惠慌忙的告别了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怅望老幼三人无援的目光,强忍悲泪,带着不舍与牵挂的悲愁心上了车。一路黄尘滚滚,车向深山开进,大家站在车厢上,一身黄土,不知要去的州《五.七干校》是个什么地方?

还算好,干校是一个由劳改犯人让出来的农场,离市区不算远,只有二十几公里的路程,走路快点半天就可到家。看看到干校的“学员”全是打倒的各种“派”,还有就是什么“派”也挨不上的“有问题”的人。胡惠分在二连,以种田为主兼养猪。男生、女生各一大间屋,就算是集体宿舍了,找到谷草,打开简单的行李,就这样开始了干校生活!每天除了农活外,思想上挥之不去的是对母亲和孩子的挂念,吃饭时想到不知他们吃了没有?睡觉时也想他们可睡了?贵生在那里,该回家了吧?

没过几天,在通往食堂的路上,突然遇见了贵生,才知道贵生也在胡惠走后不几天,也被“革委会”通知进了“五七干校”。终于见面了,两夫妻悲喜交集,无限感慨!胡惠面对贵生却又幽默地说:不想我们竟成了同学喽!贵生分在一连,主要是管理果树,农活较轻。这样倒好,虽劳动量大些,不过是干农活而已,大家都是锻炼过来的。夫妻还能天天见面,知道对方的情况。只是担心家中的老小无人照顾,苦了母亲,孩子们的婆婆,心中很是难受,但在那种情况下,又能怎样呢,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啊!

平时他们在各自的连队劳动生活,住集体宿舍,吃饭时可以在食堂里见面,打饭一起吃,这时是干校最温馨的时候,夫妻学员都端着饭碗,找上一处较为清静的地方,你推我让地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贵生和胡惠几乎天天在一起吃饭,时间久了,他们为了能节约点菜钱,以便多留点给家里,基本上买最便宜的菜,多数时间两人只打一份菜,生活虽然艰苦,能在一起朝夕相见,强似那两人常年出差,天各一方的好,两人倒也能随遇而安!

刚到干校时规定得很严,晴天劳动,雨天学习,星期天放假。但晚上必须回连队报到。星期六必须干完规定的活,才能回家,一般都在四点钟之后,回到家已是晚上了。难得的短暂休息,一家人能见面,已是天大的喜事了,哪怕是带上两个馒头,掏一把野菜回家,老人和小孩也都是高兴的,而老人给两个归家的人几句温馨的关怀话语,一碟炒豆腐之类的菜,那就是精神上和物质上最大的奖赏。夫妻俩星期天回家,把劈柴、洗衣的事做了,能陪老人孩子到西山公园玩上半天,那就是老人、孩子他们,最高兴的精神安慰和娱乐休闲了。胡惠的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对亲人的感情极为丰富,一生颠沛流离,对亲人的感情最重,贵生能体会这些,很尊重老人,所以他们彼此都很珍惜这份亲情。

按照干校宗旨:每一个“学员”必须在“干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一个没有结业时间的学校,胡惠心想,也许此生都要与这个干校相伴了。他们在各自的劳动岗位上努力的学习着技术。其实胡惠干的栽秧打耙,没什么好学的,以前在县里搞农村工作八年,司空见惯,无所谓了!倒是爱学习的贵生,虽然是从农村出来的,但对果树栽培还是生疏的,能在干校管理果树,又有技术员指导,这可真是学习的好机会,因此每个劳动日,还真当回事来干。在每个农事季节里,每天他都认真地对待。在干校一年多时间里还真的学到了怎样剪枝、疏花、防虫、施肥等技术。仅学习笔记就记有几本,学的科学知识还真的很扎实哩。

贵生在“文革”中本来就没什么,只不过不与造反派们一样去无中生有,或无限上纲地去斗争无辜的人而已,所以被戴上“老保”的帽子,到了干校。在干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认真做事,勤奋学习。到一九六九年底,“革委会”从干校将他抽出,参加了“补台”工作组,到贵定县去“补台”。什么是补台:因为是在“文革”中期,解放军到地方支左,让靠边站的“当权派”、打翻在地的“保皇派”、逃避文革的“逍遥派”站出来工作。发动群众,揭发挑起武斗的坏头头和武斗中的杀人凶手以及“打砸抢”分子。此举大得民心。一些领导干部站出来便被派下各县、区去当“观察员”,推动县、区“揭、批、查”运动。重点打击挑动武斗的坏头头、杀人凶手及打、砸、抢分子。号召各派大联合。贵生就当了这样的“观察员”。就由干校学员被抽出去,当了一名革委会的“临时工”。这对胡惠家来说也是件好事,一是贵生回了机关,可以经常回家,在家的时间再短,也可帮婆婆分担点家务,更重要的是遇事有个商量的人,减轻婆婆的精神压力,胡惠在干校也放心劳动了。她想,自己一个人的劳动比原来陪母亲一起下农村劳动的结果要好些,至少母亲不用下去了。

贵生为革委打工,就是工作单位未定,工作内容未定。只是在某个时候,安排去某个单位,做某项工作,干完后就没有什么了。搞完了补台后,接着又是在 “一打三反”办公室当临工。当临时工是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设备,连一张起码的办公桌和凳子都没有。所有的办公用具就是自己的一个挂包。每天揹着它到工作单位,借用别人临时不用的办公桌凳开展工作,遇到没有空桌子时,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展纸办事。即使如此,凭着贵生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办事精神,从不搞虚假资料,添油加醋的整人,材料使被调查者心服口服,也使得革委的人无话可说。就说有一次,派他到某县去调查一位准备解放的“走资派”多年前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其家乡了解时,众说纷纭,难以定论,而当事人早已出嫁,为了把事情弄清,实事求是的下结论,他硬是打听到对方现所在的住地,不辞辛劳地,步行到了邻县,找到了当事人,使对方实事求是地,将尘封已久的情况讲了出来。出具了证明,也使这位领导恢复了工作。

由于贵生的好学精神和专研政策认真的态度,能很快熟悉业务,临时工也会成为这些“临时”单位工作中的骨干!就拿抽他搞“两工一改”(注:临时工、合同工清理转正、低工资该改革)来说吧,这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情况非常复杂的工作。以前他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在一段时间后,他对建国以来的工资改革的沿袭演变等情况弄得很清楚,他的业务比主办单位正式人员还熟悉。有了问题还要来问他,许多工作交由他去做,临时工竟成了工作骨干。这样工作苦不苦?当然是辛苦的。但为了争取立住足,即使再苦,能挤出一点时间在家分担一点家务,关照家里,也使老人和孩子有了精神支柱。

一九七零年胡惠要生第三个孩子,从干校回到家中待产。一家子又从新团聚了。但是他们两人都还是“干校”的学员,尚未解放,工作未定。当然是属另眼看待的一族了。胡惠总有一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可贵生不这么看,他则每天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来对待每天的临时工作,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除了凡是反党叛国,危害人民利益的事要坚决反对外,其他的每一件事,都要争取做得最好,因为这不是为某个人去做的,而是为国家,为人民做的。贵生如是说:我认为,现在政权还在共产党手里,做好每件工作,也就是做好党的工作。回家后也以一种平静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活,不怨天,不犹人。哪怕是一箪食一瓢饮,也要以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待它!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就是了。因此他经常安慰家人说:"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政治斗争就是与人斗争嘛,不丢人,不可怕,别人瞧不起,说些难听的话,或是从政治上挑拨家庭的关系,家里人可不能搞不团结,后院不能失火啊!那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通嗅)如兰。啊!”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贵生这样的临时工作,从九一九六九年一直干到到一九七四年,一晃就是五年。在文革那种政治气氛梏桎下,每天能挎着草黄色的挂包,穿着汽车轮胎割成的三斤多重的胶草鞋,趟过哗哗的河水,每天从家到办公处来回四趟(约八公里)还要一路小跑地去工作。回家后,见啥做啥从不手闲,家务完了坐在一旁则听与老人拉家常,看孩子做作业,一天也就完了,一天的生活过得充实,也许这就是家庭、是港湾的含义吧!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2 11:44:21 | 显示全部楼层
14,重回组织部

贵生从一九六九年底起,直到一九七四年正式调回州委组织部,当了近五年的临时工。对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工作早已厌倦。很想有一份踏踏实实的正式工作。也曾向当时已经结合的领导提出回基层去,比如当时的“四所一店”(粮管所、税务所、工商所、派出所,饭店)什么的都可以,回自己的家乡的县也可。由于领导再三挽留,最后仍然落实在已恢复了的州委组织部,仍做八年前的干部干事工作。那时的干部科只有三个工作人员,即两个造反派头头,和一个“老保”。没有科长。由已恢复了工作的原副部长(原干部科长)兼管着。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的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很多瘫痪的组织在“三结合”中重新建立,与八年前比,已是今非昔比了,原来在科里的同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表现,或升迁,或沉沦都离开了。现在的干部科,由原来的老科长来兼管着贵生等三人,原来对立的造反派“司令”,他们忙于指导两派“革命“,无暇作本份的业务工作。再说,他们都是”司令“级,在他们的集团里也是领导级,有身份的人物,因此,部长对他们基本指挥不动,这下贵生去了倒好,部长直接指挥他一个人,什么事就直接交待给他去做。离开这项工作已经八年,已有许多情况不熟悉了。为了把工作做好,贵生下苦功夫学习,发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的功夫,尽快地熟悉业务。

胡惠“文革”前所在的单位,总是悬而未决,变来变去。那时州革委只分为工交组、农林组、财贸祖等,原来的科局在夺权后基本没有开展工作。在军队介入,解放一批,结合一批干部中,逐步恢复了一些机构。如原来的农林服务组恢复成原来的农办,在农办下设农林(农、林暂时合并)、水利两个局,抽来一些刚“解放”出来的原州级领导,高职低就,与已占位的干部“结合”,一时难以磨合,人员难定,工作难办。胡惠单位未定,仍然在五七干校劳动。

一九七五年初,中央与“四人帮”的斗争反复激烈,正当周恩来在毛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四人帮”的矛头又直指周总理。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在这样的干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秩序,均在艰难而缓慢地进行着,群众反去复来的站队,当权者不断的变换着人员。在这种形势下,贵生他们就要频繁地做着具体的工作。后来州新建一个医院,人员基本由上海提供,贵生去上海考察干部,协商建立领导班子,工作了四个月。回来后,干部工作更加忙碌起来,而科里的两位“司令”,更是忙着批林批孔批周公,而不作具体的工作,部长也不直接把工作分配给他们,科里的工作都一股脑儿地交待给贵生,有时工作量太大了,贵生不得与他们进行个别的商量,请他们分担一些,如果他们不愿接受,也不勉强。贵生就自己加班完成。其实嘛,要从全科的业务工作来说呢,贵生是熟悉的,也难不倒,但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不应先入为主,脱离科里的其他同志。这两位“司令”,虽说是“司令”,可他们并没有自己去搞打砸抢,他们的错误应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既然在一个科里共事,本着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就要学会团结不同意见的人。把科里的工作搞好!贵生的主动,谦虚的态度,使他们没法拒绝,所以多数时间他们还是接受的。科里的团结及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州机关任命了一批干部,年底,根据机构的逐步恢复,州机关从单位在斗批改中表现较好的人员中,选拔任命了一批中层干部,以保证机关更加有效的工作秩序。组织部也不例外,各科室都任命了该科的负责人,唯独干部科没有明确,在科里的三个人,没有一人得到任用。要说这三人,他们各有特长和优势,工作能力也都不弱,甚至比已任用的一部分人还强些。但为啥组织就没考虑呢,难道是被遗忘了不成?都是血肉之躯,有头脑的人,难道在组织部这样大的氛围中,会没有想法吗?在这样的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跟随自己的思想指导着行动,贵生看见这次人员的任用,思想上也是很震动,有斗争的,没几天就想通了。他认为:如果我有能力,又有了某些成就,而没有使用我,说明别人还没认识到我,我又何必生气,自己受党教育多年,就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努力加强自我修养,更好地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没有必要怨气冲天,牢骚满腹。心态平静的贵生工作更加细致认真。

不久,贵生被抽到杨柳乡锻炼一年,那一年可真苦呀,妻子胡惠七月到四川内江学统计四个月,无法照顾家里;岳母到马场镇照顾姨妹生孩子;家里三个孩子,老大十三岁,老二才有十一岁,老三只有五岁,只得把老大老二留在家中,自己煮饭,上学;贵生带着老三下乡,休假日回家照顾一下两个读书的孩子。种种困难总算克服了。迎来了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首先是,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州机关逐渐好转的工作秩序,在这种拉锯中又趋涣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各项工作又重新步入正轨,在拨乱反正中,各个机构又再度调整,干部科也一样,原来的两个“司令”,“4.11”司令调出了,“红司令”留了下来,新调入一位年轻的干部;中层干部也再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贵生被破格提拔为干部科长(破格--就是他没经过副职这一级的锻炼,而是由干事跳过副职而直接提升为正职)。参加工作二十余年来,劳动模范,工作模范当了不少,那是群众和领导对其工作态度和劳动态度的肯定;而任职则应该是对其工作能力的认可。贵生当了科长后,更加谦虚,见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超过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就认真学习,想办法赶上去,尽快达到相似水平;见有人存在某种缺点或不足,就要冷静反省,看自己是不是也有他那样的缺点或不足。这就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吧!这是一种追求自身养的人生态度啊。


[ 本帖最后由 48906550 于 2010-7-2 11:48 编辑 ]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2 11:50:09 | 显示全部楼层
15,特殊任务
贵生正在乡下,突然接到通知,叫他赶回单位。回单位后才知道这次的任务既单纯又特殊。原来是毛主席逝世后,纪念堂已建起,党中央批准了全国老红军前往北京瞻仰遗容。黔南州已接到通知。为了要做好这项工作,组织决定由州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各抽一人,陪送老红军去北京,做服务工作。这是一项既简单又细致的力气活,当然,服务人员也可跟着老红军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了,组织部的许多同志都积极报名争取此项任务,部领导考虑再三后决定,由一向办事认真负责的贵生去完成。当然贵生感到既意外,也高兴,既荣幸又辛苦的任务。领导交代再三,服好务,一切以老红军的安全为上,不要出事。贵生当然谨记在心。

经过一番准备,上路的老红军共十人,年龄最大的八十一岁,最小的也有六十三岁了。他们中只有一人到过北京,此行都很高兴,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带上已珍藏多年的军装和军功章。州委专门包了一辆车送到贵阳,临行时,州的领导专门看望,祝福一路平安。车刚出都匀城区,大家就兴奋起来了,几位长征时经过平越(现在的福泉)、贵定、龙里并与国民党军队交过火的地方,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引起阵阵笑声,全车人无一疲倦。由于路况不好,直到晚上才到达省委安排的驻地---贵山饭店。安排了他们的吃住后,把患感冒的老同志服了药休息了,两个服务人员才得以脱身。

据说这家饭店,是原军阀周西成的官邸,蒋介石也曾在这里调兵遣将,指挥过阻击长征的红军。贵生好奇的围着饭店转了一圈,饭店在一小山包上,主建筑是一木结构二层楼房,楼房的周边有很宽的走廊,建筑以外的空间很大,显得非常空旷,安静。周边配了些附属建筑,哼,军阀真会享受。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任务呢。

第二天上午,省委组织部召开了各地区服务人员会,通报情况。毕节地区此次去的人最多,有二十余人,他们派遣了三个服务员,而黔南州去的人也算是多的,十人中有三人需要搀扶护理,而只有两个人,交待各地州的服务员要特别小心,贵生比这次去的人员年轻多了,自然要多出力才是,每当外出时他是左右手各掺一人,都匀市的同志专负责一人。吃了中饭,专车送到了磊庄机场,上飞机坐定,为他们系好安全带,机组人员又给每人发了几片口香糖。让大家剥开一片放入口中咀嚼,飞机起飞了,感觉人体被机身提升着向上,耳朵内有嗡嗡声,什么也听不清,一会就平稳了。这时坐在窗边的同志兴奋地高声说:看见了,看见了!其他人不解,问看见事么了?“白云,白云,白云在飞机下面跑!天好蓝!”于是,坐在里面的同志不干了,他们也要看看。发生了争执。贵生想了个办法,把黔南同志分到的四个窗口,每人半个小时交换一次,让大家都能看到窗外的白云蓝天,大家同意后,问题才算解决了。贵生也得了半小时,又让他产生了一九五九年第一次由都匀到三都乘汽车时“云游仙类不如诸”的感觉,日可行万里,我和白云飘,飞机真快啊!

到了北京后,安排住进朝阳门外的一个饭店二楼,三人一间,这里住的多是老红军和少数服务人员,接待的人员要求大家“一切听从指挥”,在京三天时间(到达的当天算一天),第二天上午瞻仰遗容,第三天返回。这是纪律,要共同遵守。

安排了老红军后,贵生想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去看看,问了饭店服务员如何去?服务员告知乘地铁一站路就是天安门。贵生好高兴,真想马上就去,可转而一想,不行啊,任务在身,万一在自己离开时老红军出了事,自己负不起责啊,只好忍着,哪儿也不去了,一直陪着他们。

第二天吃过早餐,开来了十几辆大客车,按照事先安排落实的任务,贵生左右各牵扶着一位老同志缓慢的前行着,这时省的随队医生才过来,帮助贵生扶了一人,贵生才轻松了些。车快开时,毕节地区有位老红军突然发了疯病,大喊冤枉,要去找邓小平,怎么也劝不住,没办法,只好由毕节地区服务人员中抽出一人和饭店服务人员一起,将他送回了饭店等候。

车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一眼望去,纪念堂宏伟壮观,庄严肃穆,正厅门上有华国锋书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大字,金光闪闪。参观的人如潮涌。都是全国各地来的老红军,大家排着从头看不到尾的长队,眼望着前方,脚不停地缓缓移动,只觉得纪念堂越来越近,上了坎,进了门,哀乐低徊,脚在不停地往前移动。突见一面鲜艳的红旗盖在一个伟人的身上,啊!这就是毛主席!朝思慕想此生能见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未曾想,今天如愿地见到了,可竟是遗容!不由的眼泪夺眶而出。想睁大了眼,努力看清遗容,可是泪水总是模糊着双眼,怎么也拭不干。多想停下来,多看几眼,而后面的人推着又总是停不下来。纪念堂内哭声不断,特别是红军们,带着特殊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哭诉着“文革”中遭受的委屈,控制不住时,捶胸顿脚,放声嚎啕,跪着喊冤。在维持秩序的同志帮之下才正常的瞻仰。所幸的是黔南的十位老红军都比较能控制自己,激动一时之后,都能平安地走出纪念堂。

回到住地,老红军都感到很累,午饭后,稍事休息。贵生征求老同志意见,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往后怕也难来了,问大家愿不愿到天安门去看看,很近的,坐地铁只一站路,也安全。大家一致同意,在下午三时许集中,拖拖拉拉耽误了些时间,直到四点过才到得天安门,那时老百姓很少有人有相机,照相真难,在天安门照相更难,得排好长的队,

照相的人得按照相师傅指定的位置,排好队伍,不论表情如何,照相师傅卡擦一声,撕一张票,高声通知,两小时后取照片,赶快走人,下一波上来了,他们照了一张集体像后,贵生又去排队,站在照相师傅画好的八字形脚印里,照了一张单人像,算是了却心愿,不虚此行了。将老红军们送回驻地,晚饭后取回了照片。一天就匆匆地过去了。到了晚上,一位老同志因去看望老战友,误了下午的集体活动,深感遗憾,他愿意出车费,再请大家去趟天安门,补照一张相,太累了,大家不愿走了,这位同志落下了此行的遗憾。留到下次吧!

三天期满,清早他们就上了飞机往家赶。由于疲惫,在飞机上再也没有去时的激情了,到了贵阳机场,各地区的车都在机场等着,当天到了都匀。第二天安全地送走了各县的老红军,贵生他们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回味着四天来的活动过程,既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始终怕老同志们出事;兴奋的是第一次坐飞机,上北京,见毛主席,天安门留影;遗憾的是思想高度紧张,没好好体验下许多第一的全过程。但又是幸运的,在当时的时间、地点,州里又有多少能去北京的?毕竟是少数人呐。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2 11:55:10 | 显示全部楼层
走出大山下册

16,科长三年

粉碎“四人帮”后,贵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老保” 的帽子也随之摘掉了,领导也更大胆地放手让他工作了,一九七七年春天,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支援春耕生产,干部科三个人,抽下乡一人,调走一人,连管干部档案的人也抽走了,干部科名为科,实际就是贵生一个人。这一年组织部的事实在太多了。因为都关系到解放干部,清理坏人、调整班子。曾经有两个月,部里就只剩下参加州委常委的部长和贵生两人在部里顶着日常工作。直到要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干部任免),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才请各位副部长回来集体研究。组织部会议室经常灯火通明。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干部任免的材料审查、把关,需要通知补充材料等工作,全由贵生来完成,尽管贵生业务熟悉,往往因为工作量太多,不得不自觉地日夜加班加点,努力完成工作任务。这年的七月,组织部内的干部又进行了粉粹“四人帮”后的第二次调整,提拔了两名中层干部,一位是原任秘书科副科长提升为正科长;一位破格的(未经副职一环节),直接由干事提拔为正科长,这人就是贵生。这也算是组织对贵生的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吧。而贵生并未因提拔而喜悦,反倒是觉得担子重了,责任大了。思考着在这拨乱反正时期如何把干部科的工作做好,以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任命后,部长与贵生又一次谈话:你的业务,组织上是放心的,做好日常工作也不难,但难的是,要求你在完成成日常的业务工作外,考虑把“文革”十多年来干部工作断层修补好,使党的干部工作走上正轨,工作量大,任务艰巨,,你先考虑个意见再研究;干部科的工作量大,给你增家一个人,任职后,更要谦虚谨慎,做好团结工作,发挥科里的“兵”的作用。这次谈话,对贵生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断层在那里呢?就干部工作来说,最急切的就是全州各级管理的干部家底不清,十年来干部变来变去,原来的名册没有了,现有的、不全的名册不仅乱,而且准确性很差,不但年龄、民族、学历有错,更有胜者连性别都错。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还谈得上其他工作吗?除日常工作外,清理、重建一份干部名册就是当务之急。因为,干部名册对干部科是不可缺少的、经常要使用的“工具”。 这个基础工作不起来,其他的工作就难以开展。磨刀不误砍柴工,贵生下决心要把这工作补起来。他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逐一核对,遇到困难,还找档案查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一份较为准确的、按照统一的系统、单位各县市顺序的(主要是便于记忆),州委管理的各级领导名册终于出来了。此种模式一直沿用下来。

再一断层就是每年的干部统计工作。这也是一项基础工作,已经中断十年了,必须恢复起来,由于各级组织部门的新手多,不熟悉,影响统计报表的进度和准度。为此,贵生办了干部统计培训班。在培训中,贵生亲自编写了教材,授课。然后,各回单位按照要求编写报表,贵生在分析审核报表中,为他们揪错,使这批新手逐步熟悉了业务,同时也在熟悉业务中保证质量地抢救、填补了十来年的干部统计资料空白。

是年的统计报表,贵生亲自带着材料到省汇总,这个州去了个四十多岁的老科长搞统计,怪!他能行吗?经过交叉审查,这个州的报表精度、准度都很高,没有错误。而有的地区则错错落落的,较为粗慥,当大家得知贵生是从一九五四年就开始做这项工作时,连连地说,难怪呀,原来是老手啊,干部统计工作就这样恢复起来了。为了保证质量,以后每年的年度统计报表,贵生都要亲自审查,把问题解决在本州,不让去汇总的同志在省汇总时为难。

第三个断层,在汇集核对干部花名册时,在基本情况和核对中,发现干部档案在“文革”中散失严重,再说十年未整理,无法使用,经请示领导同意,全州开展了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的干部档案整理工作,做到有人就有档案,对有档案无人的、有人无档案的都要跟踪查找,保证人和档案的同步。对于实在找不到的,也要将名册转各县市和部门再查询。有了档案材料,还得有个档案室。贵生提出方案经请示省委组织部同意,要求建州各县市委组织部和州级有关部门都要建立立专门的干部档案室,档案柜。又办培训班,统一了干部档案材料的类别,材料整理的顺序等等。经过几批培训,历时近两年时间,全州的干部档案整理工作才告一段落。使之走向正规。但这并不完整。因为没有省管干部的档案材料副本,仍是缺陷。贵生又主动地与省委组织部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亲自带了一支精干力量,到省去清理黔南的省管干部档案,日夜苦战月余结束,既完成了省管干部的档案清理,又为这批干部建立了副本带回州来,这时才算完成了部领导修补好干部工作基础资料的断层问题,步入了正轨。

那几年。结束“文革”不久,州、县做干部工作的新同志多,在干部的任免案头工作上,有些参差不齐,也没统一的标准,上报来的考察材料五花八门,州委审批起来很吃力。为了搞好干部科这一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业务建设工作。在征得部领导同意后,贵生整理了自己多年做干部工作的体会,结合中央,省、州的具体要求,编写了讲稿。分为五讲,逐一讲解了:干部任免对干部使用的重要性;干部任免表是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如何填好任免表中的二十四个项目;干部考查材料描述的业务用语;德、才的分项与细化掌握等,贵生原担心枯燥,怕来学习的人员乏味,不承想,开班后学习气氛热烈,对德才的细化,业务用语讨论尤为热烈,大家还要求做作业,来实践一下,经请示后,部长亲自出题,虚拟了一个准备提拔的干部材料,请学员每人写一份考察材料和任免表,这样一来更加热烈了,交作业后,由部长亲自点评,点评时,会议室里时而静听,时而哄堂大笑,但都从点评中受益,知道自己的不足。培训班办的严肃活泼,不仅不空洞,反而觉得很有趣。参加这批学习的干部,几年后不少同志成了骨干。

经过三年的努力,干部科的工作基本进入了正轨。这三年的确很辛苦,不仅白天黑夜的干,有时就是年三十夜也不能在家过。就在贵生当科长的那一年的年三十,机关没放假,中午回家吃饭时,胡惠说,其他事都有我和婆婆做了,就是我们不会杀鸡,这还得由你来做,饭后贵生真的就去完成杀鸡任务了,刚退完毛,正准备下河去清洗时,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的是都山县委书记,和州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告诉贵生,州属的上阳农场的副书记突然死亡,要去吊唁,领导就派贵生去代表组织吊唁。马上出发。无可奈何,贵生只好丢下手中的活儿,上了车。路况太不好了,当天九点过钟才到古甸县,晚上十点过钟才吃上晚饭,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年夜饭了,注意,关键是那个“夜”字啊。

人们说年初一要高兴才是好开头,而他们,年初一却是去办丧事,又有何法呢?领导派差,谁敢不去!

雄伟开心 发表于 2010-7-2 12:56: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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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3 16:05:48 | 显示全部楼层
17,科长进中央党校

粉粹“四人帮”后,各种人才青黄不接,因此。各级都在培训干部。培训干部也属干部科的工作,方案和名额都由科里提出,由部长办公会准。两三年来了,贵生看着也很心热,想到:在组织部门已经二十多年了,除了刚参加工作时进过一次省党校短暂的学习外,还没再次到哪里学习过。也曾多次申请离职学习,领导都以“工作忙”而未同意。现在科里工作已经理顺了,调进的同志也能独立工作了,科里的工作也能脱得开身。想去学习的念头又起。正好,有到中央民院学习的名额,对照自己的条件也够,贵生在作分配方案时有意留下一个名额,在交分配方案给分管部长时,也向分管部长陈述了,分管部长很是支持,为了把工作做的扎实一些,又分别找了两位副部长,请求他们支持,心想四个部长,三个同意,此次一定成,只等着开部长办公会批准了。部长办公会那天,因为要研究干部工作,贵生也参加了,当研究到派出学习人员方案时,分管的副部长首先提出派贵生此次去学习,理由很充分,同时他愿兼管科里的工作,另外两位部部长也附和,就等部长点头了。部长沉吟良久发言了:同意县、市抽出学习的人员都去,部里的贵生,这次就不去了,服从工作需要,以后有机会再去,名额就留在部里,叫小石去吧。为此,贵生难受了好几天,才转过弯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到了一九八一年的一月份了,部长从省开会回来,在办公室见着贵生,部长对贵生说:你不是想去学习吗,现在还想不想?贵生知道此部长是从来不和人开玩笑的,此问不知是何意呀?就老实回答说:“当时实在想去,得不到去,有些激动。事情已经过去了,想通了。学习是为了搞好工作,搞好工作也能学习,事已过去,就不想了。”部长接着说:“不想是假,想学是真,就去中央党校学吧!”贵生听了感到不解的说:“部长不要开玩笑,那是司、局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地方,我不具备条件啊。”部长说:是去学业务,时间半年,我在省里把名额要来了,你就准备去吧,三月一号开学,还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把科里的工作安排好,其他的事去和分管部长交谈,你走后就由他兼管科里的工作。贵生心想只要是学习,管它是什么地方,都去,是部长要来的名额,反正不是自己安排的,去了就好好学习。交待了工作,安排了家小,二月二十六日乘火车,二十八日就到了中央党校。

贵生被分配住在九号楼的六号房间,生活设备一应俱全,外部环境也很好。这栋楼房上下两层,共有十六间宿舍,住了十五个学员,除贵生和另一自治州的组织部长外,其余的都是中央机关的,一个辅导员。另有一间是集体活动室,校内像这样的楼房太多了,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贵生下定决心,一定不负此行,刻苦学习。

三月一号上午建立党支部,学校提出支部书记名单就是中央组织部干调局局长,学习组组长是贵州另一自治州的州委常委,组织部长(理由是来自基层,了解基层),大家一致通过。下午就正式开学了。这次开学中央首长太忙未到会讲话。由党校领导主持,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留出一定时间学各自业务。时间安排到七月中旬。

学习非常自由。每门课有教授上几次大课外,平时有疑难处可找辅导员,每周有一二次讨论会,其余时间就是自学原文或看辅导材料及参考书。每学完一门课写一次学习心得,无任何评论,觉得很是自由,又觉得很有压力,不知学得如何?党校的书很多,理论方面的、文学方面的、有争议的,还有全国的报章杂志,内刊等,信息很灵,各地所发生的事件、政论的话题争论等等,真是读也读不完。难得有这样好的读书机会,贵生抛开了一切杂念,一心徜徉在这书山学海之中。

周日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学校还组织了外地学院参观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京的故居。两位伟人的生活风格截然不同;毛主席生活的地方就是书香气浓浓,床上,桌上、客厅、卧室、卫生间里无一不是书,真是“学而不厌”以书为伴。周总理则以整洁、扑素,有序感人,一件睡衣补了又补,一块国产手表,一支笔用到手捏不住、既节约又严谨。贵生很感慨“他们的精神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贵生所在的这个学习组,中央机关的学员较多,他们多数都是各部的局长,支书张同志打招呼说:外地同志来京不易,你们要让他们多看,多到些地方,不枉他们来京一趟,他们也会感谢大家的。支书的支持,这些同志更热情了。由他们出面找车送到八达岭长城、潭柘寺、八大处等处参观。在校学习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局长,还带着贵生他们参观了播音室、总调度室、画面剪辑室等大家感到神秘的地方。在北京几个月,贵生确实是提高了理论、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在这个学习组,只有贵州的两个少数民族学员,凡是参加一些重大的活动,都得到大家的关照。譬如,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党的六十周年大会,直听胡耀邦总书记的报告;观看文艺晚会等等。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关心的是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能否来讲话。有些学员就说:开学说忙,没来,现要结束了,总不能不来吧? 有的说:官拣大的,总书记比校长大嘛—议论纷纷。这一期,胡耀邦的夫人也来学习了,总书记的秘书常来党校收集意见,这些反映,不会不传达到胡耀邦那里。结业典礼那天仍未见动静。下午三时,学校通知学员紧急到大课堂集中,大家忙碌起来,赶快找原定位置坐下,北京学员有经验,说可能有重要领导来讲话,三点五十分,有几个陌生人来转了一圈,四时欠三分时,胡耀邦出现在主席台上,只见他将外衣一脱,很随意地搭在椅背上,手上拿着香烟盒似的纸片,往讲台上一放,未等主持人讲开场语,他自己就开讲了,他说:不等了吧,开始。听有的同志说胡耀邦变了,今天来了,请同志们看一下,没有变嘛!我感觉没有变,,,倒是同学们学了半年,是不是有的同志感到来到中央党校,学到了“十八般武艺”,了不起,回头就看不起别人,翘尾巴了。这要不得,还得学,不断的虚心地学,活到老学到老嘛。讲几点意见作为临别赠言,,,,他一口气讲了五十五分钟,有条有理,条条在理。就那么一张小纸片啊!胡耀邦会讲,真是名不虚传!他一讲完,拿上衣服就从后台走了。胡耀邦讲过话,就算结束。照了集体毕业像,打点行装,依依不舍地互相道别,七月十六号贵生离开了中央党校,离开了北京。



[ 本帖最后由 48906550 于 2010-7-3 16:07 编辑 ]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3 16:08:48 | 显示全部楼层
18,熟悉又陌生的党代会


   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州后,贵生的身份已经是州委组织部的部长了,这个职务本来是贵生去学习前就定了的。当部长通知他去学习时贵生就有些意外,部长拿学习业务搪塞过去了。再说,贵生破格当科长才三年多,未做出多少政绩,哪敢有什么奢望呢,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州委副书记也与他同在党校学习,他找贵生谈话:经州委研究决定并报省委批准,由你接任州委组织部的部长职务,老部长安排到州人大当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即常务副主任),你参加常委的事在七月份党代会时定,州委要我告诉你,既要好好完成学习任务,又要抽点时间考虑下组织部的全面工作,以免感到突然。贵生对这一谈话真的感到有些突然,突然觉得一副重担压在肩上,任务太重。突然一件从来没想过的事落在身上,的确是会有这种反应的。贵生立即向这位副书记反映道:担不了这副担子,请速向州委报告,请求改变决定。杨副书记说:我负责通知,也可反映。你我都在学习,都是学员,当不了家,好好学习吧。贵生真的着急了,立即向胡惠写信,请他去找部长,首先表示感谢老领导的关心培养;二是请求不当部长。老部长告诉胡惠:转告贵生,当不当部长,这是组织上的事,不要考虑那么多。要他好好学习,回来后再说。贵生在党校时一直未敢接下来,也无人通知中央党校,所以在中央党校就是科长。回到州后,州委并未接受贵生请求,就这样成了部长。又是一次破格提拔。回想,从干事破格提拔当科长,贵生倒不“虚火”,那是干具体事,到州组的干部科已十九年了,破格提科长,干部科的业务,驾轻就熟,没有压力。而现在的破格,由科长到部长,要独挡一面,压力就大了,真有些虚火。回到部里去见老部长,未等贵生开口,老部长就站起身来,端着茶杯度了几步,开口慢悠悠地说:你在党校学习时,已让胡惠转达过了你不想干的意见,刚回来就来找我,大慨也是想说不愿干吧?这就是你的不足处,也是我所担心的。一个都快五十的人了,在组织部呆了二十几年,我们相处都快二十年了,论工作能力,我相信没有问题;为人正直无私,没有问题;处在这“拨乱反正”阶段,把这副担子交给你,我就担心你的勇气不够。人嘛,总难求全,干吧,组织的决定不会改的。我也通过州人代会的选举,到州人大去了,坚持这几个月等你回来,你来了,我就得走了,也就是从四楼(组织部)到一楼(人大),不远,也没啥可以交的。有不清楚的,想说就说,想问就问,在办公室、在家都可以。说到这个份上了,贵生还能说啥呢。老部长略有所思,又转了几步说道:人总是要老的,要退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也只是一个过渡,赶快培养新人,记住,在组织部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敢于坚持原则,不受他人左右,要勇敢地去战胜困难,,,这

就是老部长的移交,临别赠言。(下图与老部长合影)州的党代会本来该七月份召开,由于组织部长的人事更迭推迟了,现在贵生回来了,筹备这次党代会就是他的第一要务了。按常规的党代会,贵生参与筹备的州县不下十来次,会议程序、选举办法、思想谈话等等都很熟悉,随手拈来。可是,这次的党代会却不同往届,一是在党员大量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代表却减少了120多名,在代表减少的情况下,委员也要相应地减少,这就给代表的分配、委员人选安排带来困难;二是两次大会,相距十年(文革影响,未能正常召开),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去调查研究,解决;第三是从解放以来都是等额选举,而这次是第一次差额选举,差额不知差到谁?这些都要到基层去连连过关,那一环节不当,出了问题,麻烦就大了。其次,州委常委的班子具体如何落实? 会前州委常委有十六名,而此次选举新一届常委只有十三名,比上届减少三名,又是差额选举,只能提十四名选十三名,此次因工作需要新进四名新常委,有六名老常委得退出,工作量大啊,这些都是组织部的工作,再难也得做。在贵生和组织部同志的努力下,由于是第一次差额选举,反复较大,会期延长了二天,终于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差额落选掉了一个老常委,有点遗憾,但事情也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终于顺利地,胜利闭幕了。贵生第一次领导组织部的工作,算是完成了这项任务。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3 16:1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雄伟开心 于 2010-7-2 12:5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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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48906550 发表于 2010-7-4 15:58:16 | 显示全部楼层
19 “整顿”内务

从党校回机关后,一连几个月吃不好睡不稳,忙活着州党代会的工作。现在顺利完成了党代会的任务了,算缓过一口气来。回到家里找胡慧会谈心来了,他对胡慧说:你知道,我的文化不高,可是组织硬把这副担子压给我,实在很重,我得尽全力去完成,望你支持。胡慧问贵生,这几年你哪天不忙?不是部长时不也是很忙吗,家务事,凡是我能做的都作了,你说还应该怎样做才算支持?已经是“生活秘书”了嘛,哈哈。贵生却认真地说: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我们家离办公室远,家里又窄,今后可能来家找我的人较多,不管我在不在家,只要是找上门来的,请你帮我热情接待一下,没有烟(贵生不抽烟),也得给人家一杯水喝,这样,即使一些有气而来的干部,也会让他消消气,心里好受点;如果有人来找我谈问题,请回避,因为有无关的人在,别人不好说心里话。在谈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一些具体人和事,也可能是熟人熟事,都请保密,不管别人怎么打听,都请保密只答复“不知道”就是了。还有就是不要受人之托,代人说事,,,这时胡慧有些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记着你的约法三章,凡是你的事,我不听、不问、不管行了吧?再不放心,你在州委找一间房,自己住就绝对保密了。是呀,贵生在州二十多年了,他们还住在胡慧单位两小间房里,一家三代六口人,没有厨房,只好在窗下垫上几块砖头,安上一只煤炉煮饭,岳母为此患了哮喘病。后来还是在文革中,夫妻两拣拾了些废砖头,垒了两平方米宽,割茅草盖起来的小伙房,全家庆幸,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贵生则仍然穿着胶草鞋,淌过剑江,每天四至六次(每趟约两公里)去州委上班。迂着河里涨水,还要绕道增加一倍路程。这些年来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约八千多小时,相当于别的人多上班三年。来回地跑,多辛苦还不算,主要是晚上加班回家,家人担心路上不安全。走夜路长了,也真的在安全上出了问题。有一天贵生晚上加完班,已是晚上一点过了,往家赶时,走到龙潭口稻田边时,突觉后面也有人上来了,正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人,正准备檫肩而过时,那人突然伸手扭住贵生,另一人抢过贵生的提包,贵生立即自卫,扭打中手表被对方抢走了,提包衣服都被扯破了。那两人把贵生推入水中后跑了,贵生回家时,胡惠看见她一身湿漉漉的,衣服也撕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胡惠,被抢了。胡惠着急了,问他受伤没有,赶快找了衣服要他去洗洗,换了衣服再说,贵生却不顾这些,赶快跑去打电话,先向公安局报了案,才把经过告诉了胡惠和岳母。胡惠母亲又心痛,又害怕,关心地对贵生说:快看看伤着哪里没有?贵生对岳母说,没有,没有,别担心!去休息吧。所幸的是只受了点轻伤,无大碍。胡惠对贵生说:衣服破了再做,手表被抢了,就戴我的,以后回家早点,要不我去接你!
一九八四年,州委关心,贵生终于分到一套功能较全的,离办公室很近的住房,住宿条件才有了改善。只可惜老岳母已不在世了,胡惠感叹地说:可惜婆婆没住上在家有卫生间的房子,这可是老人家梦寐以求的啊。可惜这房来得晚了些!

搬了新房后,离办公室近了,离招待所也近了,各县市和外地来办事的人,找贵生也容易了,仅端茶送水胡惠和孩子们就忙个不停。每当想到胡惠为他的事业做出了牺牲,也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前途,贵生深感内疚。

随着工作逐步走入正轨,机构、人员都在增加,而组织部的用房仍然是原来所分配的用房较为拥挤,为了与干部谈话的方便,只有干不科多分了一间房为科长使用。后来干部科长提为副部长了,这间房就成了副部长办公室,以后又提了两个副部长,也进了副部长办公室,三张办公桌一放很拥挤,已经好几年了。现在老部长走了,退出的这间房,顺理成章地成了贵生的办公室。部长一人一间显得宽敞,为改善副部长用房的拥挤问题,贵生决定将四个正副部长分成两人一间,把一位副部长调到部长室。三位副部长都谦让着,最后还是按贵生的意见照办了。这样安排,几位副部长部心情舒畅,但也时也引起州委大楼其它单位的议论。如纪委,这次也上了一位书记(相当于部长级),也是新上的常委,他的风格就不同了,首先要求自己要一间办公室,硬将原来的副职调了出去。同样是调整办公用房,一进一出。纪委的新常委对贵生振振有词地说:领导就要有领导的尊严和办公的环境,像你那样,别人有事来找,谁敢说话啊!贵生却平静地回答道:组织部是执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度,重大问题都要集体讨论决定,大家都是部领导,没什么好回避的。后来两位副部长带头退二线,当了调研员,贵生仍然坚持“不让他们少参加一次部长办公会,不让他们少知道部长级知道的事”,在当时部门没有配专车,部门用车都由州委车队派用,重点保证常委用车。贵生亲自找到车队领导打招呼:我出差,车紧,可以不派车,但我的三位老部长出差,你们一定要派车,即使没车,借也要借来解决。决不让老同志在这些事上为难。几位老部长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工作起来很舒心,都尽心尽力的协助贵生工作,有位已退居二线的原副部长对贵生说: 在位时,个人想着干就干了,错了检讨,现在你越放手让我们工作,越关心、我们反而感到了压力,担心考虑不周,出了问题,让你去检讨,心里就不好受了,所有遇到问题总要考虑再三,处理问题更慎重了。

当时,部内的中层干部中,老资格不少,各科的科长副科长大多数都是和贵生一起或更早调入组织部的。甚至比贵生提拔还早!贵生当了部长后,在心理上有些不适应,再加上在一个岗位上呆久了容易产生惰性,工作起来按部就班,缺乏朝气。贵生多次找他们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愿走的,妥善地安排好,愿留的,调整岗位给于发挥作用的机会。符合提升条件的,一视同仁提拔任用,先后花了三年时间,组织部调进一批年轻、有文化的干部,他们有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有开拓精神,增加了组织部的工作活了力。正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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